王艮“爲師之道”思想的啓迪

江蘇省泰州第二中學  徐明

在紀念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先生逝世465週年之際，深刻探析王艮先生的“爲師之道”思想，對從事教育工作的爲“師”者：頗有啓迪，筆者就先生的“爲師之道”思想對今天有何啓迪，談談粗淺看法，供同仁參考。

首先，今爲“師”者，需有偉大崇高的師德。

王艮《通書》曰：‘曷爲天下善’？曰：‘師’。師者，立乎中，善乎同類者也。故‘師道立，則善人多，則朝廷正，而天下治矣。非天下之至善，其孰能興於此哉？’^（1）先生在這裏對“師”提出了較高的要求，要“善乎同類者也”，即要有偉大而崇高之師德。爲師之道，止於“至善”，其最終目的，乃是爲了“朝廷正”，“天下治”。他的教育目的具有封建性，需加以批判，但要止於“至善”，則需要通過立師德而方能達到的境地。“師德”何立？筆者認爲。

第一，立崇高的敬業精神。王艮“生長竈間，年三十纔可識字”^（2）先生“默坐體道，有所未悟，則閉關靜思，夜以繼日，寒暑無間，期於有得。”^（3）“一夜夢天墜壓，萬姓驚號，奮身以手支天而起，見日月星辰，殞亂次第，整頓如初，民相歡呼拜謝。覺則汗淋沾席，起坐，頓覺萬物一體，視宇宙內一人一物，不得其所，惻然思有以救之，與物無間。而前者渾然不二於日用者，今則自得而自喻也。因題其壁曰，正德六年周，居仁三月半，”^（4） “自此行住語默，皆在覺中。……此先生入之始也。”^（5）先生“悟道”後，堅持在平民中講學“，終生未更”，“悔人不卷”其敬業精神可欽，應爲當今“師”者所承。

第二，建和諧“講”“學”之關係。王艮先生重視在傳統講學中建立起和諧的“師生”關係。

王艮“每講學，開明人心，侃侃辯惑起迷，務令人自得而後己。家庭鄰里之間，皆愛慕其至誠而樂與之親，言行無不信悅。”^（6）聽先生講學，由於達到“無不信悅”的境界，由此，聽者無不“樂學”。

究其先生能建立和諧“講”與“學”關係原因，這與先生的“講學”風範有密切聯繫。先生“念昔己亥之冬，聞念庵之在會，暨東城之往從，時有雙橋戾止，巽峯攸同。餘乃率皐庠多士，亦蹌蹌乎萃止安豐。先生力疾，據榻雍雍，隨叩隨應，有若洪鐘。遠稽堯、舜、周、孔，下及大學中庸，明精一執中之旨，示中和位育之功。口若懸河以東注，貌若喬嶽之孤鬆。載命賢郎，歌浩浩之章，歌韻其鏘鏘。先生互答，聲振林塘。羣公多士，剪燭共聽，羅坐榻旁，恍乎若莫春童冠之舊詠，嗒乎若程夫子弄吟濂溪之鄉。”^（7）由此可見，先生講學注重社會實踐，注重情感投入，兼有“博學”基礎，“口若懸河”之條件，故能與聽者“互答”，“講”與“學”渾然與一體。

第三，兼“講學”與“育人”與一體。

王艮講學內容“淮南格物說”，“百姓日用即道”等思想吸引了大批的弟子，深受廣大平民百姓的喜好和信服，在當時起了“掀翻天地”的震憾作用。這充分說明，王艮講學不拘泥於儒家之經典，講“百姓日用之道”，做到授課內容的平民化和實用性，讓弟子在“樂學”過程中自覺接受並加以運用。

先生講學的目的在於“育人”，在於“教化”於民，“先生益自信……所至與人講論道學，……鄉人始而駭，漸而信，久而浸與俱化焉。”^（8）由此可見，王艮敢於否定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的聖經賢傳，王艮之所以樹立這樣的教育目標，這固然與他的出身，社會經歷有關，但更主要的是他能密切關注人民羣衆的疾苦，特別是能與下層人民同呼吸，共命運有關。因此，對封建統治階級表示強烈的不滿和痛恨，勇於背棄否定封建傳統的聖經賢傳和道德禮教的精神值得借鑑。

王艮將講學的內容和目的做到有機“統一”，講學更具有目的性，“教化”百姓，對封建統治形成一定的“判逆”，激發反封建專制，更具有一定的進步性。今爲“師”者，亦需將內容和目的兼顧起來，只“講學”不知如何“育人”，只“授課”，受教育者不知如何做人，這都是當今教育的弊端。

其次，今爲“師”者，要有與時俱進，不斷創新的精神。

爲“師”者教育的理念要不斷創新。王艮曾投奔王陽明之門，其中原因：“越中王先生（陽明）自龍場謫歸，與學者盛論孔門求仁，知行合一，泥者方仇爭之。至十四年，王先生巡撫江西，又極論良知自性，本體內足，大江之南，學者翕然信從。而先生（王艮）顧奉親鶉居，皆未及聞焉。有黃塾師者，江西人也，闻先生論詫曰：‘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問也。’先生喜曰：‘有是哉！雖然，王公論良知，某談格物。如其同也，是天風王公與天下後世也，如其異也，是無以某與王公也。’其自信如此。即日往造江西。蓋越兩月而先生再詣豫章城，卒稱王公先覺者，退就弟子。間出格物論，王先生曰：‘待君他日自明之。’^（9）但王艮授講學理念並非和王陽明一致，王艮欲以“草莽匹夫，致君民於堯舜（三代之上），不能忘情於天下。”^（10）意思是要被統 治者干涉天下國家大事，這就違背了君子“思不出其位”的教條。王陽明不同意王艮的看法，認爲舜爲匹夫，耕於歷山，條而忘天下，被統治者不能干涉國家大事，只能忘天下，這顯然遵守着“君子思不出其位”的正宗思想。但是王艮認爲，有堯在上，草莽匹夫纔可風樂而忘天下，否則還“未能一日前忘”天下，還不得不搞“致君民於堯、舜”的事業。這種要不要、許不許草莽匹夫顧問天下國家大事的分歧，從根本上區分了王艮與王陽明。

王艮在王陽明門下，從分歧以至不滿，他格子進行了一次北行傳道的活動。這次活動，遭到王門同學的非難，遭到王陽明的嚴厲責備。

“久之，從王先生（陽明）居越，嘆曰：‘風之未遠也，是某之罪也。’辭還家，駕一小蒲車，二僕自隨，北行。所至化導人，聳人聽視，無慮千百，皆飽義感動。未至都下，先一夕，有老叟夢黃龍無首，行雨，至崇文門變爲人立。晨起往候，而先生適應之。先生風格既高古，所爲卓犖如此，同志相顧愕，共匿其車，勸止之。先生留一月，竟諧衆心而返。然先生意終遠矣。”^（11）由此可見，正是由於王艮的這種“離經叛道”的精神，纔在理論上形成了一種新的學派——泰州學派，不崇拜聖賢及學派掌門之人，形成個人獨突的講學理念，這是當今爲“師”者值得有益的借鑑。

爲“師”者教育的內容要不斷創新。王艮講學的核心內容 “百姓日用之道”，是對王陽明“心學”的一大創新。陽明先生“心學”宣傳“宇宙便是吾心”，“心即理也”，“心外無物”。^（12）是主觀唯心主義，和“百姓日用之道”與“萬物一體，”“體用一原”的一元論世界觀相一致的，具有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。王艮的講學內容和陽明先生相比較，即具有一定的繼承性，更具有一定的創新性，實用性，因此廣受百姓歡迎。

爲“師”者教育的方法不斷創新。王艮先生講學，方法靈活多樣，“開門受德，遠邇皆至，先生骨剛氣和，性靈澄徹，音欬盼顧，使人意消。即學者意識稍疎漏，不敢正以視。往往見人眉睫，即知其心，別及他事，以破本疑，機皮響捷，精蘊畢露。”^（13）說明他講學深入淺出，頗受人尊敬。這種講學風采，相應響捷，宛然禪家機鋒。其啓悟別人，有時靠懸河之口，然而更多的剛在說來頗爲神祕的“使人意消”的“音欬盼顧”，有所謂“先生於眉睫之間省覺人最多”；另一方面又有所謂“見人眉睫，即知其心。”王艮居家則門書傳道標語，出門則乘招撞車，會山林隱逸；啓市井愚蒙，對羣衆隨機指點，所向信服。先生講學，常“修軀古貌，兩掌心肉珠微趕快，左一右二，有握乾把坤之象，天之生德，夫豈偶然！”^（14）

王艮講學，不拘泥於時間、場所，但注重自身形象和方式，以達到“教化”之效果，與陶行知頗爲相似，方法靈活多樣，讓受教育者“樂學”，產生學習興趣，亦值得今爲“師”者倡導。

再次，今爲“師”者要有淵博深厚的知識。

王艮講學之所以“聽者衆多”，多爲鄰里，鄉人，鹽場鹽民，有一定羣衆基礎，其原因之一，即有深厚的儒學基礎。王艮啓蒙較晚，十九歲，與“里人商販東魯”^（15）。所謂里人，當即同是安豐場人。鹽場竈民，沒有別的商販，有之，就是販私鹽，所謂“安豐俗負鹽”。年譜於二十一歲下雲：“經理財用，人莫能及，自是家道日裕。”^（16）二十三歲去山東，又學了醫術。二十九歲“一夜，夢天墜壓，萬姓驚號，奮身以手支天而起，見日見星辰，殞亂次第，整頓如初，民相歡呼拜謝。覺則汗淋沾席，起坐，頓覺萬物一體，視宇宙內一人一物，不得其所，惻然思有以救之，與物無間。而前者渾然不二於日用者，今則自得而自喻也。因題其壁曰，正德六年周，居仁三月半。” “自此行住語默，皆在覺中。……此先生悟入之始也。”^（17）但先生很勤奮、刻苦，講學時旁徵博引，隨指迷津，“博學”是爲“師”的重要條件之一。

王艮創“百姓日用之道”，將“百姓日用”作爲講學內容的標準和核心，這說明講學具有選擇性，旁而不雜，廣而有序。王艮的“百姓用之道”思想把勞動人民的生產、生活活動等家常事作爲“聖人之道”，體現了人民羣衆的願望和要求，對封建傳統思想理論和封建統治階級是一次很大的突破和衝擊，因而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和人民性，並能得到廣大人民羣衆的信服和擁護。對授課內容要“慎選”，是爲“師”的又一重要條件。

王艮講學，其內容形成一個獨立的體系，即泰州學派，年譜嘉靖十六年丁酉，王艮五十五歲下說：“時有不諒先生者，謂先生自立門戶。先生聞而嘆曰，某於先師，受罔極恩。學術所繫，敢不究心以報。”^（18）所謂“學術所繫，敢不究心以報”，^（19）形式上似爲“自立門戶”辯解，而實質是“吾愛吾師”，“吾尤愛真理”的另一種說法，正是承認了“自立門戶”的事實。王艮早已自立門戶，創立泰州學派，後又利用了陽明之學的某些範疇，加以改造、發揮，這是在學術思想史上必須予以重新認識的問題。我們不能同意一般稱泰州學派爲“王學左派”。^（20）因爲稱王學左派，則仍然承認泰州學派是王學的一支，然事實上並不如此。這點，黃宗義也是認識到了的，他在明儒學案裏，在姚江學案之後，列浙中王門、江右王門、南中王門、楚中王門、北方王門、粵、閩王門，俱冠以王門字樣，明標系屬王門派系。但是接着列止修學案、泰州學案，卻不標明王門，是其以止修、泰州雖與王門有一定的關係，而別立宗旨，才作爲獨立學派來處理。因此，對講授內容，形成自己的特色“體系”，授課的風格形成獨突的一家，更是今之爲師者需苦苦追求的目標。

總之，綜觀王艮先生“爲師之道”的要求，其先生的在講學中的創新精神，以及廣博深厚的儒學功底等，對今天從事教育教學工作的“師”者，都應有深刻的啓迪，在王艮先生逝世465年之際，筆者謹以此文作一探討，望引起同仁們的共鳴。

註釋：

(1)   《心齋先生全集·安定書院講學別言》

(2)（3）   《心齋先生全集·語錄》

(4)（6）   《徐樾王心齋別傳·卷三》

(5)(10)(13)  《耿定向王心齋傳·卷二》

(7)（11）   《黎堯王心齋奠文遺集·卷四》

(8)（9）   《趙大洲墓銘》

(12) 《中學歷史教材必修II人民教育出版社第14頁》

(14)(15)（16）（17） 《黎堯王心齋奠文遺集卷四》

  (19)(20)  《明儒學案卷首師說》

2006.9

（編輯：徐明）